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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，您时常会看到一些独具特色的建筑：它们外观仿佛来自古代中国，屋顶飞檐翘角、雕梁画栋，气势恢宏，却在现代化都市的钢筋玻璃之间显得格外突兀。或许有人会觉得，这种仿古建筑在全国各地都能见到，并不足为奇。然而，鲜有人知道，这些建筑实际上承载着一段历史，它们是一个时代梦想的残影，是曾经宏大计划留下的碎片。
1922年，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·实业计划》中指出，中国若想重返世界强国之列，必须紧跟时代步伐。当时的中国在工业、城市建设等方面明显滞后。尤其是在上海——当时号称“远东第一大都市”——孙中山明确写道：“苟长此不变，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。”
那时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模样呢？
“所谓繁盛之区者，不过租界地耳。一入华界，虽与租界接壤处，稍有改旧观，而较远之区，犹不脱昔时农村社会之状态。”
展开剩余80%换句话说，真正属于中国人的城区依然破旧零乱，像极了乡村，而外国租界却成了城市的“中心”。城市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人手中，这种情况让许多有识之士感到忧虑。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和民族意识觉醒，人们意识到，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，中国将长期处于被动。
于是，在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市政会议上，官员们通过了一项决议：将上海建设成一座崭新的国际化都市，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华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寄托民族复兴的梦想。这份雄心勃勃的规划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《大上海都市计划》，通常被简称为“大上海计划”。
计划的前期准备从1929年底开始，设计由留学归国建筑师董大酉主持。政府征地约7000亩，规划上海核心区，并在核心区中央设计了一条十字形中轴线，两侧排列着风格各异、具有代表性的建筑。核心区被划分为政治、商业、住宅三大功能区，交通网络精密，内连城市腹地，外接可停靠万吨巨轮的深水港。
除了核心区，整个上海的城市布局也进行了调整。全市划分为行政、工业、商业、住宅等区域，20条主干道纵横交错，使城市结构更为紧凑、高效。其中一些道路的命名别具深意：如“三民路”致敬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，而“世界路”“大同路”“三民路”“五权路”等相连，象征孙中山的“三民五权、世界大同”思想。若按顺时针顺序连起路名首字，再加上中间带“府”字的道路，便能拼出“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”，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巧思。
“大上海”的道路网络呈放射状，从中心向四周延伸，借鉴了芝加哥、洛杉矶等北美城市的规划理念，使土地利用更高效，城市功能更加紧凑。从规划理念上看，民国政府对上海的构想，与二战时期德国日耳曼尼亚计划有几分相似：都强调中轴线布局，重新调整区划，建筑风格兼收并蓄，强调雄伟感和实用性。不同的是，日耳曼尼亚的建筑规模夸张，例如可容纳十万人的人民大会堂，而大上海计划则更务实，建筑虽宏大，却兼顾实用性，体现了中国人的稳健风格。
最重要的是，无论是大上海计划还是日耳曼尼亚计划，都承载着强烈的民族情怀。梁思成曾指出，这类建筑“呈现雄伟之气概”，令人震撼，也激发民族自豪感。对民国政府来说，兴建“大上海”，不仅是城市建设，更是唤醒民族意识、彰显国家力量的象征。
1930年底，民国政府向公众展示了《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详细计划图说明书》，赢得了国内外广泛赞誉。国际社会也惊叹于规划的雄心壮志，认为若大上海得以建成，将比当时最繁华的法租界更具现代化风采。
然而，造城是一项巨额投资的工程。当时的民国政府并不富裕，因此决定采取分期开发：先集中建设核心区，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，土地升值后再出售，偿还债务，并推进下一块区域建设。
1931年初，民国上海市政府筹集到5000万元资金，正式动工。从1931年6月到1933年底，市政府、市立图书馆、博物馆、体育场等设施陆续建成。尽管“一二八事变”等历史事件对计划造成冲击，但建设从未停止，城市雏形逐渐显现。可惜，随着日军侵华，新上海的建设被迫中断。江湾区成为抗战主战场，核心区的许多建筑遭到破坏。市政府被迫撤回老城区，大上海计划最终宣告夭折，抗战胜利后也未曾重启。
不仅大上海计划，民国南京的“首都计划”同样未能完成。尽管如此，如今的上海已成为新中国建设的象征，但那些未竟的“大上海”建筑依然散落在城市各处，默默诉说着一个充满理想的年代。
例如，民国时期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如今是上海体育学院主楼；市立博物馆改建为长海医院影像楼；市立图书馆成为杨浦区图书馆。三民路（现“三门路”）、五权路（现“民兴路”）等道路依然是繁忙的城市干道。它们承载着历史记忆，也让人回想起那个试图让上海成为世界级都市的时代梦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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